中華文化中的綠色底蘊
發表時間：2023-09-18
來源：學習時報（2023年9月18日 03版）
作者：王曉莉
綠色，屬于中華色系五原色“青赤黃白黑”的擴充色系，指青色與黃色調制而成的間色。《說文·系部》，“綠，帛青黃色也”。關于中華五原色的最早記錄見于《黃帝內經·素問》，之后由《周禮》記載。東為木、木青，南為火、火赤，中央為土、土黃，西為金、金白，北為水、水黑。五色對應五行，被儒家尊為“正色”，是地位最高的色彩。因此，像綠色、紅色、紫色這些間色出現之后，最早是被統治者下令禁止在市面上出售的。孔子曾言，“惡紫之奪朱也”。但是這些間色后來大行其道，影響了傳統五原色在人們心目中的受歡迎程度。
事實上，有別于儒家對所謂“正色”賦予的尊卑、等級意象，道家思想歷來崇尚“自然”，推崇質樸素凈的自然之色。老子言“五色令人目盲”，莊子提出“五色亂目，使目不明”。而自然之色當首推“綠色”，因在大自然中，自然之綠是無處不在的。對于原始社會的人們來說，繁茂的綠色草木不僅可以躲避危險動物的威脅，也是隱蔽地接近獵物、捕食它們的重要藏身之處。因此，“綠色是安全的象征”這一觀念在人們的腦海中根深蒂固。信號燈采用“綠色”表示“前行”或“安全門”之意，其原由也在于此。
作為文字的“綠”，在先秦文獻中主要就是指大自然界的植物、植物的顏色，以及用其染成的顏色。這種植物在中國古代被稱作“王芻”或“菉”，現名藎草。《詩·小雅·采綠》，“終朝采綠，不盈一匊”。鄭玄箋，“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說文·帥部》，“菉，王芻也”。《楚辭》中用“綠”表示植物顏色的用法有多處，“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據考證，先秦時期即用“王芻”“菉”來對織物進行染色。絲綢史學者趙豐認為，戰國秦漢時期，藎草染色采用綠礬（或其他含有二價鐵的物質）做媒染劑，控制適當的工藝，能得到一定鮮艷度的綠色。
古代中國創造出最早的化學顏料之一即為“銅綠色”，可以追溯到殷商時期。它是銅金屬經過長時間暴露在空氣中表層發生化學反應而產生的銅銹的色彩，化學名稱為碳酸銅。這成為華夏文明從石器時代過渡到青銅器時代文化進程的顏色。自此，“綠色”成為中國古代文人所畫的青綠山水畫中的主要用色。以《千里江山圖》為代表，畫家王希孟在山巒上采用了綠中帶藍的碧色，以石青和石綠等礦物顏料為主色，效果出奇。以“綠色”為主要用色的山水畫蘊含著中國古人深刻的“山水觀”，極具哲學的高度，寄信仰、生活、情趣、意境于山川地理、山水文化、山河國家，體現為對極高人生境界的追求，這與西方現代性意義上的主體性張揚有著根本不同。
作為“自然之色”的綠色，蘊含著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的自然觀，是中華文化的底色。中華文化追求天人合一，認為人與非人萬物處于一個連續譜系之中，“人在天地之間，與萬物同流”，人絕非超越于自然之上。相信存在一種整體性的秩序，人道與天道是內在一致的，“萬物皆是一理”。美國富蘭克林·H·金在《四千年農夫》一書中，詳實記錄了中國農耕文化中人與自然循環相生的綠色實踐、綠色智慧，并對所創造的綠色奇跡發出了由衷的贊美。
作為“自然之色”的綠色，是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群眾用心血和汗水澆灌出來的底色。從焦裕祿率領全縣干部群眾在蘭考縣為應對“鹽堿、風沙、內澇”植樹造林，到谷文昌在東山縣將“荒島變寶島”；從右玉縣18任縣委書記率領干部群眾累積2億人次堅持不懈治沙造林，到塞罕壩來自全國18個省份的三代林場人將高寒沙地建成世界最大人工林，再到古浪縣立下種樹治沙誓言的八步沙林場“六老漢”……他們與生態脆弱地區的惡劣環境作頑強斗爭，將荒原變林海、沙漠變綠洲，他們為“綠色”底色而不懈奮斗的精神構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自然之色”的綠色，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底色，蘊含著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思想偉力。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一書中就對西方工業文明提出過深刻的認識，“從工業文明開始到現在僅三百多年，人類社會巨大的生產力創造了少數發達國家的西方式現代化，但已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續。”中華文化的綠色底色和人類文明的存亡危機，共同決定了中國不會也不能走西方式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尊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順應古人樸素的自然觀，同時加深對自然規律的認識，自覺以對規律的認識指導行動，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對象性世界。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理念是綠色的，發展方式是綠色高質量的，生產生活方式是綠色低碳的。可以說，“綠色發展”，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邏輯主線。它既是一種全新的發展觀，也是一種全新的發展模式，正引導人類社會的深刻變革，創造著人類文明的新形態。